1、据我们所知，法源寺在八十年代初曾经举行过“鉴真大师像供奉瞻礼活动”，而您是当时的十八位护法僧之一，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此次活动的意义吗？
对于那次活动，比较亲切的说法是“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比较正式的说法是“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像回国巡展”。这项活动是1980年4月，在邓小平、邓颖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鼎力支持下举办的。那时候北京缺少僧人，为了筹办这次活动，专门从福建省借调10人，浙江省借调8人，组成一个僧人护法团。我是从福建省借调过来的。鉴真大师像在法源寺供奉7天，共有7万多人次瞻礼，那是文革后宗教界的空前盛举，影响很大。国家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康克清，刘兰涛等，还有十世班禅大师都前来瞻礼。我当时是护法团森本长老、佛源长老的侍者，还负责鉴真大师像早上供茶、中午上供事宜，每天的供菜都由我来做。虽然是辛苦一点，但是因缘殊胜，我能够近距离接近鉴真大师像，还是感到非常荣幸。

巡展活动结束后，朴老把握机遇，提出开放法源寺，成立佛教图书文物馆，又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弘一大师书画展活动；针对当时佛教界僧才奇缺的状况，朴老在看到我们这些护法僧青年之后有所触动，审时度势，决定恢复中国佛学院。

因此说，通过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活动，对外来说是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潮，对内来说是法源寺成为北京最早开放的重点寺院，而中国佛学院的恢复也带动了中国佛教的教育事业，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就我个人而言，能够有机缘考入中国佛学院学习也应该感谢“鉴真大师回国探亲”之行。

2、中国佛学院复办以后，早期的招生工作是怎样进行的，乃至近二十多年来的生源情况有什么变化？

佛学院早期的招生工作是通过地方宗教部门协助来落实的。总体的情况是：由佛学院统一出题，向地方上省级宗教部门寄送试卷，通过他们具体开展招生工作，有时也安排佛学院法师到僧源较多的地方监考，择优录取各地学僧。

直至八十年末、乃至九十年代初，由于地方佛教日渐兴盛，僧源增多，也就逐渐自主招生了。形成了现在的直接由本院在全国各地分设考场，安排本院法师监考，按照学僧笔试、面试成绩来择优录取学僧的制度。

至于生源情况，变化是比较大的。比喻说早期的生源就不是很足，在九十年代之前，参加考试人数与录取学僧人数的比例基本上是三分之一左右；到九十年代就上升到四分之一；特别是在二千年后，现在的录取比例就在五分之一左右，年龄限18——25岁。

这就说明中国佛教僧青年有志于佛法学修的是越来越多，中国佛学院 在全国佛教界的声誉、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佛教教育事业是越来越兴盛。可以说这是中国佛学院以及地方佛学院通过多年来的教学努力而开创的佛教教育良性循环的好形势，这是佛教教育界的成就，更是中国佛教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

3、法师，您是中国佛学院文革后复办以来的最早的一批学僧之一，请您回顾一下当时的学修生活。

中国佛学院经过十年动荡后，复办以来从全国各地招收的第一批学僧就是我们，共计41名。最初是二年预科制，后来院领导认为本院具备办本科的条件，决定从我们预科毕业生中择优录取18人继续学习，完成本科课程。我们那时的院长是法尊法师，当时的佛学院还处在起步阶段，学修条件比较差，学习课本基本用手刻油印，吃穿等日用品由国家定量发给票卷。最初二年没澡堂、没暖气，我们冬天烧煤炉供暖，煤球定量，每星期由白老、明哲老法师带领我们从学校门口搬运，还有图文馆的二十多万册图书及书架都是我们搬的，那时我们每天早上下殿后都要打扫卫生，劳动比较多。学习上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当时的高僧大德、著名教授，也经常举办讲座，因此从总体上说学习生活安排得比较紧凑。当然，比较有特色的事也不少：比喻我们预科班开学典礼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开的；我们学僧81年1月1日在广济寺受三坛戒，三师、七证都是著名高僧。那是文革后全国传戒最早的一次；还有在81年，由于外界不相信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流传着“假和尚”的传闻，所以有一段时间，经常有外国记者到法源寺来关注我们，让我们过上了一阵子的“明星生活”……。

4、法师您毕业后就留在教务处工作一直到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具体工作，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我84年毕业后留校后，一直在教务处工作至今。算时间也有22年了。我具体参预了教务处的各方面繁琐工作，真真切切的体会到学院的进步、发展，内心很有感触：第一点是在教务处日常工作方面，比喻说以前我们外出办公事，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学僧们使用的教材，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我们教务处法师刻印的；还利用废旧报纸给同学们练习书法；教务处邀请外面教授来院作讲座，也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现场、打扫卫生；现在时代不同了，教务处通过电话、汽车、电脑来办公的事更多了，整体的工作方式、效率都提高了，但是艰苦年代的优良传统还应该保持。第二点是当时的法师、老师们都很有奉献精神，不讲待遇、条件。比喻说正果法师自己个人拿钱出来，请购《五灯会元》、《佛学字典》与学僧们结缘；象郭元兴这样的唯识大家讲一堂课也只补助1.5元酬金；黄念祖老居士教学不要报酬，还赠送经书给同学们；当然还有其他的法师、老师补课也不计报酬，象刘峰老师那时住在佛学院，就常常到学僧宿舍里去“串讲”，他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百问百答，很有意思。……我觉得老一辈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第三点是学院培养的毕业在外的学僧对母校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们在地方上一般都非常关心、支持佛学院的工作，比喻我们学僧到地方上去参学、受戒，他们都很支持；还有象法性法师从九十年代起一直到现在，做海青、大褂与每届学僧结缘；明生法师听说佛学院兴建教学楼，鼎力支持，发动广东省各大寺院捐款……，可举的例子还很多，我想这些都是佛学院学僧谨记院训“知恩报恩”的生动体现。

5、法师您在法源寺常住已经快三十年了，可以说对法源寺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那么您能谈谈法源寺的变化情况吗？

感想颇多，首先，能亲历佛学院这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能为前后五百多位法师完成他们的学业而服务，视为我一生的福报，这种殊胜因缘是我一辈子的财富，因为，佛教事业的未来需要靠这一届届的学僧法师们去不断努力，弘扬发展。我能从事这份工作，感到非常的自豪，尽管在具体的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总体说来从上至下都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所以有很温暖的感觉。就具体工作而言，我84年毕业后留校教务处从事繁琐工作外，也是法源寺职事之一。

法源寺的变化可以分几个阶段来说。首先是文革后法源寺正式开放时期。在文革期间，法源寺被五家单位占住，后来日本国宝鉴真大师像要在法源寺供奉瞻礼，政府迁出这五家单位，将法源寺粉刷、油漆一新，正式对外开放；其次是局部修缮时期。这个阶段包括98年教学楼竣工，法源寺常住宏毅老和尚捐款修缮大雄宝殿，文物局拨款维修钟鼓楼、天王殿、悯忠阁等；而法源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还是最近几年，2002年新一届佛协领导班子重视佛学院办学，大大改善法师、学僧住宿、伙食条件，北京市政府将法源寺纳入“人文奥运古建修复工程”，法源寺门前的高楼被拆除，兴建了花园式广场。法源寺内的建筑得到进一步的修缮，大雄宝殿两边的配殿彻底整修，而且后面的几重殿堂维修问题也都提上了市文物局的议事日程。可以说，这一次修缮比较系统，将大大改观法源寺的整体形象，使古寺焕发青春，为佛学院的办学提供更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