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源寺的历史源流
作者：刘宁 来源： 更新时间：2013年03月07日
内容提要：法源寺始建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城内历史最久的名刹。法源寺在历史上规模宏大，并与历代王室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各种史料，力图为法源寺的历代发展沿革情况整理出一条清晰的、较为详尽的线索。全文依据法源寺的自身发展特点，将相关历史分为五个时期，按时期分别进行论述。它们是：建立和初步发展的唐五代时期，地位煊赫的辽金时期，一度衰微的元代，再度繁荣的明清时期和“相对可观”的民国时期。
作者刘宁，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学生。
一
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54年），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
太宗悯东征士卒战亡者，收其遗骸葬幽州城西十余里许，为哀忠墓，又于幽州城内建悯忠寺作佛事以超度。
《帝京景物略》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悯忠寺者，悯战亡降卒，以蜡封骼胔为无所知，复借资冥冥，慰其死忠魂魄也。唐史称，贞观十八年，太宗以张亮、李世绩为行军大总管，诏亲战高丽。十九年七月，攻安市城不下，诏班师。十月，帝还至营州，诏战亡士卒遗骸集柳城，帝自为文祭之，临哭尽哀。抵幽州，复作佛寺，以资冥福，赐名悯忠寺。
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前身。唐太宗虽于十九年下诏建寺，但因故宏愿未现。唐高宗李治也曾下诏建寺。直至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武则天追怀先帝遗愿，在太宗诏示之地建成寺院，赐名悯忠寺”，该寺才得以建成。
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推崇，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唐玄宗时，寺院之数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寺东南隅建塔。二年后，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史思明又在西南隅建塔，两塔在寺前东西对立。安禄山所建东塔名称不详，塔内有著名书法家苏灵芝的墨迹。西塔名无垢净光塔，有唐代石刻两通。一为《无垢净光宝塔颂》，为范阳府功曹参军兼节度掌书记张不矜撰，承奉郎府经略军胄曹参军苏灵芝书。《虏庭事实》：“此碑书丹于石，故以左为前。”此碑原署安禄山圣武年号，但已经过磨改，碑文也多有掩饰。但从碑文中仍可看出这塔是史思明为安禄山叛乱称帝和定都幽州祈福而建的。在朱一新《京师坊巷志》中提到悯忠寺曾一度以“开元”为寺名，《法源寺志（稿本）》[1]中对此释为“当是开元间事，禄山贡谀，故以纪元名其寺也。”安禄山死，史思明上表请降，朝廷封其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无垢净光塔中另一碑刻正是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暂时降唐时所立，他改说为肃宗即位建造，以掩盖为安禄山造塔之迹。有史料载：“此碑乃建于初归附之时而以媚唐也。”根据碑文描绘，我们大约可知无垢净光塔是一座有一定高度的方形木塔，四面有敞开的窗子，塔下有做工精细的砖石基座。塔建于寺中般若院内。没过多久，史思明复叛，自立为帝，建元顺天，改寺名为顺天寺。《蓟门纪乱》：“史思明即位于范阳，建元顺天，国号大燕，六日于开元寺造塔，改寺名为顺天。”
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高涨，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841-846）时就开展了所谓的灭佛运动，历史上称为“会昌废佛”。从会昌二年（842年）至会昌五年八月，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凡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但寺院并未全部拆除，长安、洛阳还剩下四所寺院，三十名僧人；各州剩下寺院各一所，并把寺院分为三等，分别留僧二十名、十名、五名。会昌六年，武宗崩，宣宗即位，敕恢复佛教。
《钦定日下旧闻考》中录有一篇名为《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的碑文，该碑立于唐会昌六年九月，为采师伦正书，石久佚。碑文记载：“洎会昌乙丑岁，大法沦堕，佛寺废毁，时节制司空清河张公，准敕于封管八州内，寺留一所，僧限十人。”有史料载：“当武宗诏毁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许留僧二十人，寻又诏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故备云于封管八州内，寺留一所，僧限十人。”在这种恶劣的历史背景下，悯忠寺幸运地存留了下来，“幽燕八州惟悯忠独存。”
《悯忠寺重藏舍利记》中记载，隋仁寿四年（604年），幽州刺史窦抗于智泉寺剏木浮图五级，安舍利于其下，太和甲寅岁（834年）八月二十日夜，忽风雨暴至，灾火延寺浮图灵庙，飒为烟烬，后“于废寺火烧浮图下，得石函宝瓶舍利六粒及异香玉环银扣等物……仍送悯忠寺供养，俾士庶瞻礼。至
这段史料在寺僧知常的《重藏舍利记》中也有提及，不仅如此，《重藏舍利记》有于写在景福元年（892年），产生较晚，所以文中还记载了悯忠寺重建及舍利迁移的一些情况，文曰寺毁后不久，“陇西令公大王”舍己俸禄，重兴寺庙，并建观音阁。据说此观音阁面阔七间高达三层，中置大悲观音立像，“三层始见其首”。观音阁也称悯忠阁。《春明梦余录》载唐谚：“悯忠高阁，去天一握”，可见其何等雄伟。《重藏舍利记》称观音阁：“横妙壮丽，逾于旧贯”，并记载：“寺僧复严，陈力化导，塑观音像。”观音像就置于观音阁内，后复严将舍利迁至观音阁内，安置于观音像前。
《重藏舍利记》中载：“不期年，陇西令公大王大庇生灵，巨崇像设，舍己俸禄，造观音阁……当景福壬子年（892年），金欲迁舍利于阁内，乃陈辞上渎（牍），请发封壤，上许之。”对于这位“陇西令公大王”究竟何人，以及前后两件事是否为一人所为，各种资料中见解不一。《金石文字记》：“碑中所云陇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 《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也认为是李匡威。近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图书中，采用这种说法者较多，并将两事笼统归于一人所为。《平进读碑记》则阐述了另一种见解：“记于中和二年不期年，称陇西令公大王，固是李可举。其于景福壬子年请发封壤，上许之者，则李匡威也。”而《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记之更详：
碑云陇西令公大王者，朱锡鬯以为李匡威，以予考之，匡威之立，在光启二年（886年）八月，岁在丙午。而碑称中和二年，岁在壬寅，值火灾延悯忠寺，楼台俱烬。又云不期年，陇西令公大王舍俸造观音阁。则造阁之时，匡威尚未建节，所云令公者，当是李可举耳。《唐书·藩镇传》载李可举所授官甚略，其称令公而封王爵，史未之及也。可举以光启元年乙巳被杀，李全忠代之，明年全忠卒，子匡威为留后，距壬寅巳四年余矣，不当云未期年也。
这段文字说理清晰，论证严密，不但证明了重建寺为李可举所为，请迁舍利为李匡威所为的观点，而且还为碑文指出瑕疵之处，实令人叹服。
《重藏舍利记》中还记载：“黄金瓶如麰 表量，内藏一粒仁寿舍利也，二粒在塔函内，又二粒在金合子内，又九十粒如银粟状琉璃瓶内。玉环二，发七综，金铜棺椁，异香钗钏等。今又有二粒舍利，光彩甚莹，又银结条琉璃瓶内，即故临坛大德[2]明鉴平昔随身供养，临终授弟子栖忍，今同收函内。”
碑文中所记临坛大德明鉴，为现可考的该寺最早的僧人。《法源寺志（稿本）》：“唐悯忠寺开山僧无考，数传，有临坛大德僧明鉴及其弟子栖忍。”在这篇碑文后，还记录着当时寺中僧人的名单，这些人与复严、明鉴、栖忍、南叙、知常、守因同成为该寺最早由文字记载的僧人。其中后三者要介绍一下，这篇碑文为大德沙门南叙叙述，僧知常书，而僧守因是镌刻者。
碑文载：“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街。”这段历史资料对于推测唐代幽州城的东墙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3]。而通过“门临康街”，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唐时悯忠寺南门的位置。
唐昭宗乾宁末年（公元897年），节度使刘仁恭重建双塔。这样，到唐末时悯忠寺又逐渐恢复起来。
对于悯忠寺唐宋五代时的知名高僧，《北京通史》第二卷介绍：
唐末，又有高僧可止（860～934年），活跃于佛教界。他年仅十二，即到幽州名刹悯忠寺学习佛教，拜法贞大师为师。……尔后重返燕地，于悯忠寺弘扬其所学之佛法。
唐末五代，活跃于佛教界的燕地高僧，还有僧照、智江、师律等人。
僧照（879～948年）为范阳人，自动出家于幽州悯忠寺，学习佛法十分刻苦。
师律（884～964年）为范阳人，十五岁出家于幽州悯忠寺，拜贞涉大师为师，又从师命，南下学习禅宗之法。
“五季丧乱，寺宇颓废。”对五代时期悯忠寺的情况，史料中记载很少。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燕地也处于割让范围内，所以悯忠寺改受契丹管辖。
二
辽统治者非常重视吸收汉地文化，包括佛学，历任帝王对佛教都加以保护。佛教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条件下于辽地蓬勃发展起来。
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便把幽州为五京之一的南京，又称燕京，府名幽都。由于佛教盛行，城内外庙宇相望，规模较大的有三十六所。其中，以悯忠寺最为著名。《北京史》介绍当时辽境盛行律宗，悯忠寺便是一所律院。悯忠寺紧挨辽南京东城靠南的迎春门，因城南门不常开，西城靠南的显西门又设而不开，所以此地是南来官员及客商的必经之处。
据《元一统志》记载，辽世宗天禄四年（950），观音阁灾，后穆宗应历五年（955）在故基上重建，只是由三层改为了两层。至于那座“三层始见其首”的白衣观音像，《北京通史》（卷三）载其下落为：“辽太宗夺取幽州之初，迁之于辽草原内地。”
悯忠寺曾一度成为尼寺。这种提法的主要依据是一块立于辽应历七年（957年）
辽代大约是悯忠寺最兴盛煊赫的时期。它不仅是佛教活动的中心，也是朝廷进行重大政治外交活动的场所。辽朝皇帝常在此做佛事，并在此接见北宋、西夏、高丽等国使者。
宋真宗驾崩，辽圣宗曾诏于悯忠寺设御灵、建道场。王禹偁《东京事略》：“真宗崩，仁宗遣使告哀，辽主集番汉臣举哀，令燕京悯忠寺置宗灵御，建道场百日。” 《辽史·圣宗纪》：“太平二年（1022年），宋主恒殂，二月戊子为宋主饭三京僧。”
《辽史·兴宗纪》：“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己酉，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悯忠寺。” 《法源寺志（稿本）》卷六：“重熙十一年，辽主与皇太后饭僧悯忠寺。”
在辽代，悯忠寺有过几次修葺或局部改建。观音阁灾并重建为两层已于上文介绍过。《元一统志》记载：“道宗清宁二（三）年（1057年），摧于地震，诏趣完之。咸雍六年（1070年），表寺额，始加‘大’字。大安七（十）年（1094年）重修，增峻其阁一级。”另外，圣宗统和八年（990年）曾建释迦太子殿。
法源寺现存《大辽燕京大悯忠寺紫褐师德大众等》提名石函一具，及《燕京大悯忠寺观音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石刻一方，从这两件石刻上可以考见悯忠寺修复前后的一些情况。
这件提名石函上有三百七十多人名字，其开头部分作：
大辽燕京大悯忠寺紫褐师德大众等：天水严甫书。
故燕京管内忏悔师钞主崇禄大夫守司徒慈智大师赐紫沙门觉晟。……
（弟子）燕京管内左右街僧录判官宝集讲主觉智大师赐紫沙门文杰。
下面接着排列约三百七十僧众名单。在结尾部分，列职官四人，官职分别为“盖阁都作头”及“盖殿宝塔都作头”及阁殿砌匠作头，可见《元一统志》中曰“诏趣完之”所言非虚。上面还刻着布施诸物。
此石函不记年号，所能得知其立于辽寿昌四年之后的缘故，主要依赖题名中“觉晟”这一人物线索。在慈悲庵有一篇沙门文杰为其师觉晟所立碑记，即《大辽燕京大悯忠寺故慈智大师幢记》，文中曰觉晟“寿昌四年（1098年）
有一篇《辽代大悯忠寺之摧毁与修复》的文章，作者提出从所存石刻考之，此次修复工程虽“诏趣完之”，但“修建费用似非由政府负担，而是由募化而来，所以前后几近五十年才把整个庙宇恢复起来”的观点，其重要论据来自《燕京大悯忠寺观音菩萨地宫舍利函记》：
……善制肇纠巨社，会万人金玉之质；欲满宿心，塑百尺水月之像。将图宝相，先实地宫，化檀那近百千家，获舍利余一万粒。……
由此，作者推断修复经费由释善制募化而来，并根据该记所立时间距清宁三年已有38年，但“百尺水月之像”尚未完成，而断定其他工程必有些没完成的。至于“全部修复工程全部完成”，便是在寿昌四年以后了，“即《大辽燕京大悯忠寺紫褐师德大众等》题名石函刻成之时”。
笔者对此观点有一些不解之处。
第一，对经费来源的疑问。文曰“诏趣完之”。“趣”有三解：趋向；意向；通“促”，为催促意。显然，前两种解释并不合适，而“完”在此是“使完整”意，译为修缮。那么，“诏趣完之”便可这样理解：（皇帝）下诏催促修缮悯忠寺。从题记看来，当时还派了官员来监督修复工作，这充分说明朝廷对于修复大悯忠寺的重视。既然这么重视，那么在“催促”和“派官”的同时，却让僧侣自筹经费就显得不合情理了。
辽道宗是一位笃信佛法的皇帝，大灾过后，他也许无力恢复所有的受灾庙宇，但可以择其要者而为之。悯忠寺是南京城内著名的大寺之一，历史悠久，与皇室渊源颇深，因此在这次修复中自是首当其冲了。笔者认为辽帝在灾后很快作出反应，拨以资金，诏趣完之。
《函记》文曰：“肇纠巨社，会万人金玉之质”，这次俄财务可能不是用来修复寺庙，而是单指塑“百尺水月之像”的。据《佛教史》记载，辽代寺院领袖“汪汪发动当地信徒组织‘千人邑社’，多方募集捐助，储备于寺”，并指出随着兴办的佛事不同，“社邑”的名称也不一样。笔者认为这篇《舍利函记》很可能只是就事论事，不必将其硬扯到修复工作上去：为了塑百尺水月之像而组织邑社募资，顺理成章。如果真是为修复工作募资的话，我想僧团大概应先修缮殿阁，塑巨像并非首要大事。所以，我认为塑百尺水月之像是在寺院修复后进行的一项活动，由僧侣自己募资完成。
第二，对于修复时间的疑问。
修复时间真得用“几近五十年”吗？从朝廷持“催促”态度、委派官吏监督，拨以资金，再加上悯忠寺本身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这几个条件看来，修复工作进展应是较快的。当然，从题名石函看，这次除阁外，佛殿、宝塔也重修了，规模很大，时间会相应长一点，但至多于咸雍六年（1070年）时已修葺一新。辽道宗此时赐其名为“大悯忠寺”。
那位作者认为的“前后几近五十年才把整个庙宇恢复起来”可能是将塑水月像、实地宫也归入其中了，但笔者认为分为两部分较妥，立题名石函之年与修复工作竣工之年也要分开考虑。
悯忠寺的修复工作完成之后，寺僧并没有急于立函，而是先做实地宫和塑巨像的工作。从“化檀那近百千家，获舍利余一万粒”可以想见“实地宫”花了很长时间。“塑百尺水月之像”，从“百尺”可知工程之不易，更何况需要募资呢。由此可见，这两项工作延续数年并不奇怪，而此后所立石函，其时间就要与修缮寺宇的时间相去甚远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灾后悯忠寺的修复工作是在朝廷筹划下进行的，至多于咸雍六年已完工，不应含有《舍利石函》中的实地宫与塑巨像两项工作。
从题名石函上所刻当时寺内的僧职，有“寺主兼宝塔主”、“阁主”（两个）、“殿主”、“藏主”、“太子殿主”、“东塔主”、“西塔主”，可知这时寺内主要建筑物有观音阁、大殿、经藏、太子殿、东塔和西塔等。这次重建的塔可能由木塔改为砖塔了。宋元人记载多说寺有砖塔，如文惟简《虏庭事实》说“东西砖塔高可十丈”，大约就是指这重建了的塔。总的说来，辽时的悯忠寺布局延续唐时，但主要建筑物都经重修，并增加了藏经阁和太子殿。
根据题名石函，《中国通史》还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独到的见解：
整个辽代，悯忠寺一直为燕京诸刹之首。这里还是佛藏研究、刻印和发行中心。山西应县木塔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辽代佛经，大部分是由悯忠寺印制的。当时，该寺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高僧，在这里进行佛学研究和经藏的校勘、整理工作，至今留一舍利石函，上书悯忠寺主持僧人、燕京管内主要僧职，及宏法寺、竹林寺等著僧名三百七十余人。可见，悯忠寺具有统率燕京诸寺的作用，是燕京僧人的经常聚会和交流佛学思想的重要地点。
这种观点自有其可取之处，值得细细研究。
辽被金所灭亡。金代佛教总的说来是相当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继承辽代旧习，拥有广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资财，这些主要出于帝室的布施，而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开始于金太宗完颜晟。他常于内廷供奉佛像，每年设会、饭僧，还曾迎旃檀像于燕京悯忠寺。
《法源寺志（稿本）》卷六记载：“同年（指金太宗天会五年，即1127年）金迎旃檀佛像于汴京，奉安悯忠寺。”张养浩《归田类稿》：“天会五年，迎旃檀佛像，到燕京建水陆会七昼夜，奉安于悯忠寺。”还有释绍乾曾于《瑞像来仪记》中曰：“瑞像自金时至燕京，初居悯忠寺，又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旃檀佛像不曾供养于悯忠寺。程钜夫《旃檀佛像记》：
……（旃檀佛像）北至燕京居今圣安寺十二年，又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二十年，南还燕宫内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岁（1217年）三月燕宫火……
对此种说法，寺志卷六曰：
自天会丁未至大元丁丑即金宣宗之兴定元年，实九十年，程记谓北至燕京十二年，又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二十年，南还燕京内殿居五十四年，共八十六年，计短四年。
天会五年丁未，金迎旃檀瑞像到燕京，……维时圣安寺尚未落成。
基于这两点强有力的论据，文章又曰：“张养浩、释绍乾谓奉安于悯忠寺自系实事。”由此推翻了程钜夫的观点。旃檀像曾安置于悯忠寺，是比较肯定的。
旃檀佛像指优填王所造的佛教史上出现的第一尊佛陀造像。它产生于印度，后约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传入我国，从那时起至清朝末年在我国大江南北辗转传播。《佛像鉴赏》的作者
通过史料，我们再看看金代悯忠寺一些其他的情况。
《法源寺志（稿本）》记载：“金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金人质宋肃王枢，挟至燕，馆于悯忠寺。”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位肃王与沈元用同住在悯忠寺，有一次，他们见到一块唐碑，上约二千字，“辞皆偶丽”，于是素以强记自负的沈元用当即朗诵了几遍，并准备回去把它默下来，而肃王一直若不经意，且听且行，但当沈回去后欲“矜其敏”笔录之的时候，肃王不但补足了沈元用忘掉的十四个字，而且又替他纠正了四五处谬误，并“无矜色”，于是，“元用骇服”。这位聪敏的肃王枢是徽宗第五子，乃代康王入金写作人质，金人想以他要挟徽宗割地，“挟以北去”。但后来是否他真曾馆于悯忠寺，除《老学庵笔记》外尚无见其它记载，而《法源寺志（稿本）》对此作定论可能也只是根据这段故事，因此还尚待推敲。
天会五年，发生了著名的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虏，宋钦宗即被囚于悯忠寺。《北狩录》：“徽宗至燕山馆于大延寿寺，钦宗馆于悯忠寺。”不久，他们都被北迁去了五国城。天会十三年（1135年），徽宗崩。《法源寺志（稿本）》：“宋太皇崩，洪皓设奠于悯忠寺。” 《宋史·洪皓传》：“皓闻佑陵讣，北向泣血，且夕临，讳日操文以祭。其词激烈，旧臣读之皆挥泪。”寺志文曰：
徽宗崩时为宋绍兴五年，洪皓流戍冷山，无由在燕京设祭，其后从陈王悟室返燕，留一月……皓留燕之日为绍兴九年己未（1139年），即金熙宗天眷二年也，上距徽宗崩时四期年矣，悯忠之奠当在是时。
《金史·选举志》：“大定十三年（1173年），策试女真进士于悯忠寺。寺旧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闻东塔上有声如音乐，西入宫。考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涅等曰：‘文路始开而有此，得贤之祥也’。”这段内容于《北平考》上也有所记载。虽然对于其某些具体内容的可信程度尚可推敲，但是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知道金大定十三年悯忠寺作过策试女真进士的考场。
根据《金史·完颜纲传》的记载，至宁元年（1213年），胡沙虎某逆，召金尚书左丞完颜纲至，将之囚于悯忠寺。
在金代，悯忠寺曾一度被称为“祠”。据《清康稗史》记载，金人在这里拘押钦宗及后妃宫人时，就称之为悯忠祠。书中所收《青宫译语》等三篇文字都称之为“祠”，当不是误记。《金史》记载大定十三年选举之事时，虽又称它为寺，但《金史》毕竟为元代所做史书，做史时所依据的史料并没有留传下来，因此不能排除误称的可能性。所以改称祠的时间长短尚难确定。
金代悯忠寺的布局和建筑都没有大的变动，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曾重建了前殿和太子殿。在《北京通史》中记载金代曾对观音阁又加增高。
在金代，悯忠寺仍是重要的外交活动场所，史料载：“宋使至，遣游观燕京悯忠庆寿诸寺。”
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元兵破中都，“其时悯忠寺毁于兵”，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三
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其它宗教，如汉地佛教也不排斥，取宽容姿态。《北京城市生活史》在“元大都北京城市生活”中介绍：
在尊崇藏传佛教的同时，元世祖对中原佛教中汉化味道作最浓的禅宗一派加以贬抑。因此，当时趋于衰弱的其他佛教派别，如律宗、华严宗、密宗等，又开始活跃起来……律宗一派所占有的名刹，则有大悯忠寺（今法源寺）等。
《北京通史》卷五对这一时期律宗主要代表人物作了介绍，其中包括同悯忠寺有关的名僧隆安善选（自号空明）：
大都律宗的兴复，始于崇国寺坛主隆安善选，善选为燕京香河人，自幼入乡里隆安寺，研习《华严》经旨，后到燕京，从永庆寺法藏大师学习《清凉国师义疏》，又自己研习《缨络经》、《瑜伽论》等佛典，深有所悟。蒙古军马南伐时，一度东逃平滦，后回燕京，主持修复著名古刹悯忠、崇国二寺。并受中书令耶律楚材之托，先后主持悯忠、崇国二寺的佛事。
从引文中看，悯忠寺确实被毁于兵，于是有了主持修复之事。
《法源寺志（稿本）》记载：“元大道信道姑占夺悯忠寺东塔院。”并指出：“此为师姑占据本寺，见于载记之第二次。”
根据僧人祥迈的《至元辨伪录》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等书中，我们可知当时佛道两教正濒于决裂。早在元太祖时，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等利用太祖对他们的信任，“掠夺佛寺改为道观，破坏佛像，极其横暴”[5]。后有道士李志常，号真常子，“挟邪作威，侵占佛寺”[6]，而道姑占悯忠寺东塔院即“李志常之所主行”[7]。佛道交锋愈演愈烈，于宪宗时发生了三次论争，以道教失败告终。宪宗下令焚除伪经，将被夺寺庙还于佛教。至元十八年（1281年）
谢枋得殉节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各史书也多有记载，现将《宋史·谢枋得传》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枋得至京师，问谢太后攒所及瀛国公所在，再拜痛苦，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若汝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汝乃欲我生耶？”终不食而死。
谢枋得，字叠山，江西弋阳人。青年时喜研究历史，并发誓向历史上的忠臣文士学习。他曾因在试卷中揭露贾似道祸国殃民的罪行，而被发配去做苦工。恭帝时，他被任命为信州知州，后元军达到信州，他努力抗敌，后隐居于福建，元政府再次到江南搜罗人才，又有人提到谢，忽必烈闻知降臣留梦炎曾与谢是同科进士，交谊甚厚，于是让他写信劝降，谢再次拒绝，并怒斥留“士不知耻”，后被绑架至大都，于悯忠寺绝食而死，时年64岁。明代，人们在法源寺后街谢枋得殉难处为他建了谢叠山祠（今法源寺后街3号、5号）。该处现已公布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四
元为明所灭。明朝建立之初，对佛教基本采取既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方针，后明成祖以僧人道衍为谋主，发动“靖难之变”，夺取帝位，即位后对佛教有所偏护。明王朝的佛教政策，由前两代奠基，以后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有时出于政治经济的多种因素偶有摇摆。
1368年，徐达进入北京，为扫元朝王气，据说整个北京除隆福宫外都被拆毁，北京也取此义后称为北平。悯忠寺的双塔和阁在元末乃贤和元明间人袁凯诗中曾提到，可能元末尚存。明初志书中已说：“今寺与塔皆毁，遗址仅存。”大约就是明初毁于兵燹了。
根据现存的《重建崇福寺碑记》记载，宣德十年（1435年）秋，司礼监宋文毅奉皇帝之命施经于诸寺，到悯忠寺时，寺僧相瑢言欲重修而力莫能逮，于是宋公“慨然发心，乃告于同列……共同协赞”。“经始于正统而二年（1437年）夏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修复，碑文中载：
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栖禅之所，次第缮完，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复雕塑佛菩萨像，庄严藻绘，视旧规盖有加焉。
另有《敕谕、敕赐崇福禅寺碑》记载：“……仍命相瑢为主持，越八年，而有大藏经典之赐，既为龛以庋阁之。”这里说的是公元1445年大藏经阁的修建之事。在此碑碑阳载有圣旨，文为颁赐大藏经之事。这部大藏经现仍藏于寺中最后的藏经阁上。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有《重修崇福寺碑》，上曰：
既今百八十余年，渐就颓毁，先是主持明玉发愿重修，募诸善信……经始于万历辛丑（1601年），越岁而工告成。塑像、殿庑、周垣、方丈、悉鼎新焉，鼓钟楼则增修其久废者，规制完美，岿然一方巨丽……
这次重修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碑文中已不再提到观音阁，估计其在明代中叶已倒塌。明万历年间复称悯忠寺。
还有一成书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的《敕赐崇福寺碑记》，记载着明代悯忠寺的最后两次修缮情况：
……无何，传末易代，及式微甚，比有老衲号一天法名周暹者，号自如法名妙性者，号定庵法名道准者，共证菩提，不忍以选佛场沦为荒草；因倡议鸠工庀材，辇灰于山，因甓于陶，为鼎新之举。一时金碧辉煌，焕然改观。
乃今梵字摩空，颇称胜地，而两廊僧众，日益削弱，大殿日就倾圮……幸有乡僧守拙法名德通，即定庵弟子也。年近七十……慨然发心，告诸檀那，更自捐资……岁在甲戌（1634年）重修大佛（雄）宝殿、天王宝殿，凡破瓦颓垣，觅不整葺如初；今岁乙亥（1635年），如三世诸佛、两辟支佛、观音、大悲，以至十八罗汉、四天王，悉金其容，严其相，各还唐相本来面目。
在明统治的276年间，悯忠寺有过多次修缮，但寺院规模已不能与前几朝相比。
后清灭明而立，清代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从《御制法源寺碑文》我们可以了解清建立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
我世祖章皇帝命建戒坛，圣祖仁皇帝赐御书匾额曰“觉路津梁”，曰“存诚”。寺有藏经阁，题颜，宸翰也。雍正十一年五月，发币重加修饰，至十二年二月工竣。梵字崇闳，禅庐周备，因复赐额为法源寺。
《法源寺志（稿本）》：“清顺治朝，世祖命建戒坛；康熙朝，僧心宗重建藏经阁，圣祖御笔题额。”
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修葺法源寺是在乾隆年间，这可能也是1949年之前最后一次大规模修葺。对于这次修缮后的状况，《法源寺志（稿本）》记载甚详，其作者王树楠为晚清民国间人，他很可能是依据亲见所写：
寺南向为门三，中门有敕建法源寺石额。门内左为钟楼，右为鼓楼，中迄北为天王殿，双阙，旁通殿后，有小阁曰普眼藏。其北为大雄殿，清高宗御书额曰：“法海真源”，联曰：慧雨昙云，清净契无为之旨；金乘珠藏，通明开不二之门。大雄殿之左为伽蓝殿，右为祖师殿，殿后有石函，辽时藏舍利塔，石函东有斋堂，为嵌列古碑塔铭所，石函后为无量殿，亦曰念佛台，圣祖御书额：存诚。高宗御书额曰：善灯普照，联曰：花雨静飘空色外，心珠长印摩尼中。坛旁夹以弄，左为钟板堂，右为传戒堂。正院中为法堂，左曰羯磨寮。堂之后为庄严亭，最后为藏经阁，额为圣祖御书。迥廊曲绕，东接金刚堂，西楼顿觉堂，阁前唐幢一，辽幢二，阁之东为吉祥如意寮，西为福缘善庆寮，迄西为三圣殿，其南为文昌殿。
清代，雍正、乾隆、光绪三帝都曾亲自临幸法源寺，乾隆帝更是两次亲临。《法源寺志（稿本）》记载：
雍正十二年，世宗幸法源寺。
乾隆十二年（1747年）
光绪五年（1789年）三月，德宗幸法源寺。
据说法源寺内现仍保存着许多黄绸绳，因为传说有个清朝皇帝曾在此受戒，拜寺内和尚为师，受戒的那天，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要用黄绸绳拦着，不许行人随便穿过，以防惊了圣驾。这可能是人们看到法源寺如此受帝王厚遇，由此想象而成的故事，但它不像其他传说那样虚无缥缈，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雍正年间，法源寺被正式定为律宗寺庙。雍正十二年，世宗命宝华山僧福聚传戒于悯忠寺。《法源寺志（稿本）·法系篇》：“时悯忠寺落成，敕改法源寺，慧宽（悯忠系第十三代方丈）喻上旨，率其徒侣退居定慧寺……悯忠系告终，法源系代之。法源系，律宗也，亦称南山宗。”福聚，即文海律师，为法源系第一代僧。
律宗形成于唐代，本分三部：相部、东塔宗及道宣开创的南山宗。后相部，东塔两系逐渐衰微，只南山一系传承独盛。元明之际，法系传承几乎无闻，明末清初，如馨重兴南山宗，其弟子有寂光，再传有读体。读体的弟子，以德基最著名，德基下真义、常讼、实咏、福聚第相承。后福聚奉召入京，主持法源寺，大宏律宗。《法源寺志（稿本）》对悯忠、法源二系主持衣钵传承有着非常清晰地记载。悯忠系的时间上限可能为明万历年间复称悯忠寺以后，下限为雍正十二年。法源系时间上限为雍正十二年，由于寺志载至1921年为止，所以下限无法确定，以下将两法系表列出。
五
清末民初的排佛运动，使寺庙受到严重破坏，有的寺刹作为学堂，有的充当兵舍，有的被改作工厂，有的甚至充当了仓库，法源寺虽也受到些许破坏，但却幸存了下来。《清末北京志资料》在提到外城寺刹时说：“其中尚有可观之寺刹，如法源寺便是。”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主持道阶长老。他年青时曾在五台山顶燃香九炷发下宏愿：
一愿保护天下佛像不毁，我愿即了，否则尽命不退；
二愿保护天下寺庙不毁，我愿即了，否则尽命不退；
三愿保护天下寺产不毁，我愿即了，否则尽命不退；
四愿化导天下国民不骂僧徒，我愿即了，否则尽命不退。
道阶长老一生为此奋斗，可谓鞠躬尽瘁。《北平法源寺道阶长老追悼会启》：
总其生平，主持道场八处，大戒十一坛，讲经十四座，各大刹戒期
现中国佛教图书馆藏有一册民国年间的《法源寺宏法护持会简章》，可能就和道阶长老有关。
道阶长老曾在法源寺发起为欧战阵亡将士建三年普济水陆道场，也曾举办佛诞二千九百四十年大会、佛诞二千九百五十年大会等大型宗教活动，可见，清末民国年间的法源寺还是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
法源寺于清末民初开办停灵暂厝业务，承办丧事。西院辟有“经济礼堂”。三十年代，停枢达八百口，仅次于北城嘉兴寺。主要应酬对象是南城外工商界和梨园界。
《1936年北平市政府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收录法源律寺的情况：
坐落外四区西砖胡同法源寺前街一号，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僧人募建。不动房产基地六十七亩三分三厘，耕地五十八顷，山地三十顷三十九亩一分，房屋六百二十八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本寺产业概归主持管理，房屋除本寺僧众居住外，其余租与百姓居住及寄停灵枢，地亩概出租耕种。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五百八十二尊，佛画像五百十五尊，神偶像五十二尊，神画像一百三十七尊，礼器九十二件，法器三十二件，经典二千八百三十七部，雕刻八十二件，绘画四百零三幅，其他二百七十八件。
寺内历代相传的珍贵经像文物，绝大多数已毁于文革，只有很少的石刻得以幸免。
《1947年北平市政俯第二次寺庙总登记》记载当时的住持僧为智德法师，他很可能是法源寺在1949年之前的最后一为住持。
解放前夕，法源寺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停灵闲房住上居民，受到了一些损坏。
最后，再来谈一谈法源寺的花木。
法源寺自古就有花之寺的美称。根据寺志的描述，可以知道清末民初时期法源寺中种植有偃松、青松、侧柏、翠柏、栝、象槐、龙爪槐、榆、白榆、杨柳、楸、桑、柘、樗、桃、千叶白桃、杏、海棠、枝花（榆叶梅）、枣、文官果、丁香、石榴、牡丹、芍药、玉簪、葡萄、紫藤、虎、凌霄、竹、菊等植物，其中不乏年深日久者，如唐代的松及象槐、宋代的柏及栝，还有石榆、古藤等等。在清末，法源寺的丁香最富盛名，有“香雪海”的美称。
由于法源寺的花木名扬天下，很多文人名士慕名而来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一些颇有意境的诗句如：
“海棠一树高于椽，三月桃花红映天。”
“檀云馥郁迷三径，花雨缤纷落九天。”
“千树蒙蒙交湿翠，瘦句难与花争妍。”
或概括或具体的向人们展示了法源寺之美。
法源寺历经唐、五代、辽、金、元、明、清、民国，其间有过天灾、有过兵燹，但其至今仍香火不断。我想，不妨将其比作一朵盛放千年的幽莲吧，永远美丽，永不枯萎。
注释：
[1] 《法源寺志（稿本）》署新城王树楠、崇仁黄维翰同纂。王树楠，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清末名公，入民国历任要职。黄维翰，字申甫，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当为此稿之实际执笔人。
[2]临坛大德：临坛谓僧尼登临戒坛，举行受戒之仪式。此等登坛受戒的僧尼，即称为临坛大德。
[3]根据唐代任紫宸夫妇的合葬墓的墓志“宅兆于幽州城东北原七里余”、唐建中二年（781年）棣州司马姚子昂墓志“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和唐代僧人南叙《重藏舍利记》可推定当时幽州城的东墙在今天的法源寺以东、烂缦胡同偏西一线的地方。
[4]龟兹──凉州──长安──建康龙兴寺──江都开元寺──汴京皇宫滋福殿──汴京户禅院──燕京圣安寺──燕京万寿山仙智殿──大都大圣寿万安寺──北京大庆寿寺──京师鹫峰寺──京师弘仁寺。
[5]、[6]、[7]《法源寺志（稿本）》。
[8]悯忠派远祖，赐紫沙门。
[9]第一代僧，赐紫沙门。
[10]赐紫沙门。
[11]赐紫沙门。
[12]赐紫沙门。
[13]从定城受具足戒，师从慧成，先主广济寺，后主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