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法嗣未详尊宿的心理压力——以紫柏为中心

作者：戴继诚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3月30日

 内容提要：法脉承袭是佛教维系慧命、正法住世的重要方式。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中，紫柏等尊宿的出现凸显传统法脉传承方式的狭隘与僵化。他们虽法嗣未详，却以续佛慧命自期，弘法护教，悲天悯人，对佛教新生贡献尤大。但嗣法未详，却如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他们心灵深处造成难以释怀的精神压力。为减轻心理负担，紫柏等尊宿在别树法幢与经典回归方面寻求出路。但真正奠定其佛教史上不朽地位的却是他们担当道义，为法忘身的无畏壮举。

关键词：紫柏　法嗣未详　经典　传道

作者戴继诚，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师。

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中，法嗣未详尊宿起到核心作用。四大师中，紫柏真可、憨山德清、云栖祩宏法嗣未详。蕅益智旭以天台教义演绎净土法门，而又不愿为“台家儿孙”，也是典型的法嗣未详尊宿。[1]此外，甚受教内敬重的尊宿如遍融真圆也难以确认法嗣传承。而引起丛林纷争的核心人物汉月法藏，只是为取得登堂传法资格才屈居于临济宗师密云圆悟门下，究其实，他的修行与省悟并未得到密云勘验指点，而是自己苦参累修所致。

一

紫柏尝从苏州云岩寺禅僧明觉出家，但所“学”甚微，后者仅可视作紫柏皈依佛教的引路人。且明觉后还俗，紫柏施计令之再次出家，明觉反执紫柏师礼。[2]紫柏在言及自己行脚参访时，曾提到某些宗师。他说：“洎万历元（1573）年，北游燕京，谒暹法师于张家湾，谒礼法师于千佛寺，又访宝讲主于西方庵，末后参遍老于法通寺。……自是予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又有普照师者，卧法通遍室，亦契爱予。”[3]其中暹法师、礼法师、普照师语焉未详，无从断定所指。“遍老”即遍融真圆，四川营山人，字大方，别号真圆。俗姓薛，幼业儒，年将立，感人生无常，出家办道。遍历讲习，深入华严藏界，为时人所重。“宝讲主”指临济宗师笑岩德宝，字月心，金坛人。《补续高僧传·月心宝公传》云：“（德宝）名闻海内，海内禅子，皆奔走座下矣。……晚年屏居京师柳巷，几至结舌亡锋，而具真实，为生死心者，亦不惜为一见。如师者，固末世之光明幢也。”[4]德宝徒孙密云圆悟大开门户，徒众遍天下，声振晚明丛林。但紫柏与这些宗师或因缘薄，或因趣异，没能登“堂”入“室”，接续法脉。所以，憨山明确指出：“五十年来，狮弦绝响。近则蒲团未稳，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称临济几十几代。於戏！邪魔乱法，可不悲乎？予以师之见地，诚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以前无师派，未敢妄推。”[5]

与紫柏类似，憨山一生参学庞杂，他幼投南京大报恩寺，意欲出家，住持西林永宁（1483－1565年）见其聪颖机智，尤加属意。憨山十九岁拜谒禅师云谷法会，获读《中峰（明本）广录》，决议参禅，由永宁剃度。同年，从无极守愚听讲《华严玄谈》，受具足戒。对西林、无极、云谷，憨山终身以“先太师”、“先大师”、“先（大）师”等称之。在《云谷先大师传》中，他称自己“钝根下劣，不能克绍家声，有负明教，至若荷法之心，未敢忘于一息也。”[6]对这些宗师，憨山终身感恩戴德，顶礼膜拜，但他后云游四方，瓶锡所处，自创家业，与前述宗师了无交涉。其开悟时，也无早年诸师勘验与印可。

云栖曾在杭州西山无门性天处剃染，后从无尘律师受戒，也曾参学遍融真圆与笑岩德宝，但未嗣法脉。云栖虚怀应物，温润如玉，后创云栖道场，足不出户，专弘净土。

智旭少以理学自任，作论注疏，誓灭佛老，后读云栖著述，大悟前非，尽焚旧著。因其时“紫柏尊者已寂圜中，云栖老人亦迁安养，憨山大师远游曹溪，力不能往。其余知识，非予所好。”[7]故剃度于憨山弟子雪岭门下。他虽说自己“生也晚，弗及受先辈钳锤，忝为憨翁法属”，[8]但他“学无常师，交无择友”，[9]“无所不师，故无偏师”，[10]且岑寂清高，洁身自爱，不愿厕身毁誉参半之宗门。智旭曾说自己“少年误中宗门恶毒，放恣之习，沦骨浃髓。今虽痛革，余习难除。故私淑台宗，不敢冒认法脉。诚恐著述偶有出入，反招山外背宗之诮。”[11]但他“不肯为台家子孙”的深层原因在于“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12]认为教内祸起萧墙，同室操戈，遗毒天下，遂置身其外，免遭其害。

二

紫柏等尊宿独立性强，刚强英武。他们虽以续佛慧命自期，却无暇于师资授受葛藤。弘法护教，振衰济困成为他们矢志不渝的目标，为谋取嗣法资格而自乱阵脚，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绝非紫柏等尊宿所愿为。

佛教史上有“威音以后，无师自悟，尽属外道”之说，紫柏大方阔步，驰骋天下，不会因法嗣未详而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但社会舆论，尤其是对其弘法作略存有疑虑甚或不满的僧众，必然会以之为藉口，伺机发难。如果在传承法系上不能确立授受渊源，其身份定“性”问题就无从谈起，如此，就有被指斥为“外道”的可能。这无形中造成一种压力，使之心有“余悸”，如芒在背。纵使他们可以置若罔闻，却不能无视其存在与威胁。

可以说，法嗣授受问题如旧日伤疤，一旦被人有意无意揭起，必然隐痛难言，只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为转移或减轻压力，绕开现存传法体系，另树传承“范式”，不啻为最好的选择。万历二十（1592）年，紫柏曾与憨山合议编撰明《传灯录》，并视之为“平生三大愿”之一。[13]编撰灯录，意在别树法幢，另起炉灶，维护自己身份的合法性。但紫柏其时忙于弘法事务，尤其是《嘉兴藏》的刻印；憨山因海印寺之争遭遣岭南，这一宏图徒存设想，无从实施。在此路不通情况下，以“教”明心，以“心”印法，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

具体来说，对紫柏等法嗣未详尊宿而言，他们修行与开悟既然无法经由法嗣关系得到确认，求助经籍原典就顺理成章了。紫柏尝言：“万历丁酉（1597），于吴江观音大士像前，偶阅《大宝积经·兜率天授记品》，触着我释迦如来微笑光剑。是时也，但觉根外无境，境外无根，根境各不相到，直得一切凡圣窝窟，不踢自翻。”[14]这是阅读经文与省悟互为印证，相映成“趣”，但无师承授受与勘验。憨山《达观大师塔铭》另记紫柏省悟云：

一日，（紫柏）闻僧诵张拙《见道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师曰：“错也！当云‘方无病’，‘不是邪’。”僧云：“你错，他不错。”师大疑之。每至处，书二语于壁间，疑至头面俱肿。一日斋次忽悟，头面立消，自是凌跞诸方。尝曰：“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15]

这是因参话头开悟，亦无师印证，仅凭感觉判断。憨山本人有同样经历。他说：

（万历）十四（1586）年丙戌，予年四十一。……一夕静坐夜起，见海湛空澄，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当下平沉，如空华影落。洞然壹大光明藏，了无一物，即说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圣绝行藏。金刚眼突空华落，大地都归寂灭场。”即归室中，取《楞严》印正，开卷即见“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则全经观境，了然心目。[16]

在参禅过程中，悟境不期而致，然其时既无师长勘验，也无法侣知闻，这就是所谓的“无师自悟”。晚明尊宿中无师自悟者在在有之，如云栖祩宏、[17]雪峤圆信、[18]汉月法藏[19]等。但此“悟”是否为真正禅“悟”还是有问题的。因修行不当而致“禅病”现象，史有明鉴。且无宗师印证，也难以获得大众认同。晚明禅宗史上有案可寻。

密云圆悟说自己三十八岁时，一日在铜官山顶上，“忽觉情与无情焕然等现，觅纤毫过患不得。”“尔时恍恍惚惚，昭昭灵灵底，要起起不来，欲觅觅不可得，不知甚么处去了”。[20]他自认为这就是古人所谓“大地平沉”境界。但恰是后来归附于他的汉月法藏不买账，说那不过是圆悟眼花走神，并非真“悟”。圆悟义愤填膺，严加呵责，批驳汉月道：“世尊睹明星大悟，普现一切众生，与自无异，故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老僧于铜官山顶，一切有情无情，焕然等现。汉月谤为一个眼花！岂世尊亦一个眼花耶？”[21]圆悟机智过人，以释尊悟道为例，返求经典理据保护自己。有明确法嗣关系的禅僧在对方挑战时尚以经典自卫，则法嗣未详僧侣对经典的依赖就更容易理解了。

汉月本人“自谓得心于高峰（元妙），印法于寂音（慧洪觉范）”，但不敢贸然登堂说法，收徒授教。虽然“太仓慧寿（寺）、吴门北禅（寺）、请师出世。师不正位，不登座，曰：‘威音以后，不许无师俨然而践其位，则未证得，谓证得者，将接迹于世矣。’”[22]心理的脆弱不言自明。

紫柏、憨山、云栖等与汉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特立独行，钢骨凛然。他们固然知道“经卷”或名正言顺的法嗣统系对自己的重要意义，但始终未能甘屈人后，丧失原则。此外，丛林窳败也令紫柏言之齿寒，避之不及，遑论重蹈覆辙，同流合污了。

紫柏出家不久即到少林参访，但目睹其弊，大失所望：“（当时）大千润公开堂于少林，师（紫柏）结友巢林、戒如辈往参叩。及至，见上堂讲公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师耻之。叹曰︰‘西来意固如是邪？’遂不入众。寻即南还。”[23]所谓“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是指法脉传承徒具形式，失去真法精髓。憨山亦有对禅道凋零痛心疾首之语。他说：“在昔禅道盛时，处处有明眼知识，天下衲子参究者多，到处有开发，况云：‘不是无禅，只是无师。’今禅家寂寥久矣，何幸一时发心参究者多，虽有知识，或量机权进，随情印证。学人心浅便以为得，又不信如来圣教，不求真正路头，只管懵董做，即便以冬瓜印子为的决，不但自误，又且误人，可不惧哉？！”[24]“冬瓜印子”自害非轻，惑人尤重。圣严法师云：

禅宗的重视传承，本来是为了防止滥冒，所以要由传承明确的明师，给予勘验及印可之后，始得成为正统正式的禅法的继续传授印证者，但是，经过南宋末期、元朝及明初，一度衰微之后的禅宗，能够把握佛法命脉的真修真悟的禅者，便寥寥无几，往往是上一辈的禅者们，为了维系禅宗寺院在形式上的世代相承，不致因了缺乏真正明眼人的接掌门户，便趋于灭亡的厄运起见，对于尚未明眼的弟子，只要稍具才华，勉强能负起寺院的管理之责者，也就给予传法的印可了。此种印可，被禅宗的门内人，评为“冬瓜印子”。也就是说，这种印可的证明，不是盖上了皇家的玉玺，也不是盖的金属或石刻的正式印章，而是盖的临时用冬瓜肉伪造的印章，印章既是假的，用此印章印可的证明书，当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故到明末之际，禅者们寻求明师印可者，固然不少，有足够能力自度度人的杰出僧侣，则未必将闻名于当时的禅匠看作寻求印可的对象，或者由于机缘不成熟，不是碰不到面，就是碰到了面也不能发生传承的关系。[25]

“冬瓜印子”导致师资传授积弊丛生，信誉扫地。紫柏满怀希望而来，痛惜失望而返，所以他终身不愿担任寺院住持，当然也无“上堂”、“普说”等流传于世。

三

对禅宗而言，“以心传心”固然有充分的理由与优越之处，但“心”为活物，实难把捉，所以，在助发弟子省悟途径上，后期禅宗“公案禅”已有形式化的倾向。而要延续法脉，更需一套有章可循的操作规则。师资授受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紫柏法嗣未详，却对自己身后传承慎重异常。他说：

梁大通年间，达摩航海东来，为震旦鼻祖。既而宗出五派，派各其源。有号临济宗者、曹洞宗者、沩仰宗者、云门宗者、法眼宗者。若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总十六字，天下谓之临济宗派。予虑十六字，历世易穷，从真字左骈，岔十五字曰：“真法元在，解契恒灵，大吼雷音，慈门师子。”右骈，岔十九字曰：“真三圣秀昌，原远茂胜光，日月昭万古，嘉福佛运长。”自今而后，即横抽两枝，凡我弟子，应宗嗣之。不遵者不孝。[26]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1）晚明禅宗五叶中只剩临济宗与曹洞宗两家，紫柏少林（隶属曹洞宗）参访失望，遂以归属临济为己任，（2）儒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文中“不尊者不孝”，很严肃地挑明了紫柏对师资传承的认真与执著。

显而易见，紫柏并不能置身于佛教强大的传统之外，他内心深处仍然固守禅宗法脉传承的观念。遍融圆寂后，紫柏亲撰悼文，有“嗣德不嗣法”之说。其中云：“余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遍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27]“德”无形而“法”有源，“嗣德”之说固然挺立了独立精神，但却不能忽视“法”之根。所以，少林参访失败之后，万历二十三（1595）年，年逾半百的紫柏仍不远万里赴曹溪参访。但曹溪所见，又以失望告终。憨山云：“（紫柏）至其山，见其僧皆田舍郎也，止于檐下，信宿而归。未几，余即以弘法罹难，恩遣岭外，时则以为佛祖神力所摄也。师候予于江上，谓予曰：‘某先探曹溪矣，即六祖复生，不能再振也。’”[28]

奔少林，礼曹溪，即是参访行脚的需要，更是确证合法身份的必经环节，当他发现二者禅法精髓丧失殆尽，也无法满足自己所需时，遂放弃这一从“法卷”传承或祖庭道统确认身份的企图，转而回归“心法”老路。

晚明时期，法嗣未详尊宿为证明自己合法身份有“遥嗣”一说。汉月法藏称自己“四十二岁，……得（慧洪）觉范所著《临济宗旨》，如对面亲授于五百年前，叹曰：‘我以天目（高峰）为印心，清凉（慧洪）为印法，真师则临济也’。”[29]紫柏虽对慧洪推崇备至，却未见有“遥嗣”其法脉之论。

早期禅宗以“教外别传”笑傲教内诸家，但要求返经明教的禅僧也针锋相对打出“教外别传，实教内真传”的大旗。回归经典，以教印心，实是紫柏确认身份的不二“法门”。重视原典经教，印心于列祖，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唯一的考量。所以，晚明佛教复兴中，法嗣未详尊宿对禅教合一的倡导最为有力。这既反映了宋明佛教发展的趋势，也透露出尊宿们的良苦用心。

紫柏说自己“虽宗门种草，若论见地，未始不以教乘为据证”，[30]终身研读内外经论不辍，疏经释论，广为推介。他批判当时丛林“七大错”时，就集中抨击了全无知解，灭裂横行的危害，号召僧众研习正法，回归佛陀救世本怀。紫柏大力鼓唱北宋禅僧慧洪觉范的文字禅思想，力求在理论上为其张目。他说：“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在春，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临济，棒喝交弛，未尝非文字也；清凉、天台疏经造论，未尝非禅也。”[31]

同样，憨山、云栖、智旭等言谈著述中也倡导研读经论的重要性。憨山云：“今无明眼知识印证，若不以教印心，终落邪魔外道。”[32]云栖说：“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33]智旭一身更是疏经造论，著作等身，力破狂禅废教暗修积弊。他说：“夫三藏不可弃，犹饮食之不可废也。不调饮食，则病患必生，不阅三藏，则智眼必昧。”[34]

四

以教正法，藉教印心，心法相印，悟道有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嗣未详尊宿渴望以经典确认自己身份的意图。紫柏不仅重视佛典的研习，对慧洪《智证传》一书，更是褒扬有加。除组织刻印流通外，他特撰《重刻〈智证传〉序》等文，为之推波助澜。紫柏云：

大法之衰，由吾侪纲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即三尺竖子，掠取古德剩句，不知好恶，计为己悟，僭窃公行，可叹也！有宋觉范禅师，于是乎惧，乃离合宗教，引事比类，折衷五家宗旨，至发其所秘，犯其所忌而不惜。……书以“智证”名，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证不足以行赏罚。盖照用全，方能荷大法也。充觉范之心，即天下有一人焉，能读此书，直究宗纲，行祖令，斯不负著书之意。即未能洞彻此书，而能广其传于天下，以待夫一人焉。能洞明之者，纵未能即酬觉范之志，亦觉范所与也。[35]

紫柏认为慧洪《智证传》一书对纲宗的彰显正是对治邪魔外道的有力武器，而认同纲宗，既可勘验真伪，又可“直究宗纲，以行祖令”，确证自己法统身份。但对师承有自的僧众而言，此举实无必要。曹洞宗师永觉元贤就直接表达对紫柏推崇慧洪觉范的不满。他说：

洪觉范书有六种，达观（紫柏）老人深喜而刻行之。余所喜者，《文字禅》而已。此老文字，的是名家，僧中稀有。若论佛法，则醇疵相半。世人爱其文字，并重其佛法，非余所敢知也。[36] 

元贤直点紫柏之名，认为慧洪虽才华横溢，但佛法修持“醇疵相半”，尚未到家，紫柏过高推崇远非允论。实际上，元贤并未体味出紫柏鼓唱慧洪《智证传》的心理企图。

曹洞宗另一尊宿湛然圆澄则揪住紫柏师资关系上的“紊乱”不放，并与紫柏被抓联系在一起。紫柏圆寂后，圆澄撰《达观和尚招殃传》一文，对紫柏之死分析云：

末法浇漓，世道侵丧，人心浸弊，师法不扬，致使如来慧命将危，特以示之也。故老人于戒、定、智慧，曾无亏缺，独绝师承，损其行耳。何则？老人受业师者（指紫柏师明觉）为凡心未尽，还俗娶妻。老人以方便力，强之复道，反以师礼待老人矣。诸方尊宿未有可其意者，独大千和尚，[37]师事数年，而竟不之嗣，故同参之友皆行师资之礼，而终至于非刑者，此其所以现逆也。……老人虽有超师之作，焉忍弃其源流也？其源流一绝，使后世邪慢之辈效学其疣，而佛法不灭，则几希也。故佛祖不欲断其血脉，于此特严其报应也。[38]

圆澄认为紫柏背逆师门，弃源断流，故有此难。圆澄本为曹洞宗师中对师资印证持开明立场高僧。他曾说：“大丈夫汉当自强其道，岂愁无人印证？况祖师机缘语录备载方册，皆可镜心。”[39]但对紫柏师资紊乱仍有如此严厉批判，其他人对紫柏等法嗣未详尊宿的排斥态度应可推见。不过，圆澄以“教”印心之说，却与紫柏深藏心底的意图不谋而合。紫柏不仅大力鼓吹经典义理对参禅悟道的重要性，且力主《嘉兴藏》的刻印。虽然紫柏生前未能亲见全藏完成，但其护法精神却一直是激励后辈坚持不懈的动力，历经风霜，善始善终。

黄宗羲尝言：“万历以前，宗风衰息。云门、沩仰、法眼皆绝，曹洞之存，密室传帕，临济亦若存若没，什百为偶，甲乙相授，类多堕窳之徒。紫柏、憨山别树法幢，过而唾之。紫柏、憨山亦遂受未详法嗣之抹煞，此不附之害也。其后胡喝乱棒，声焰隆盛，鼓动海岳，开先从而厌之，既饮荆溪，而野祭无祀之神，开先亦遂为唐子逋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峰（汉月法藏）禅师从而救之，宗旨虽明，箭瘢若粟。师弟之讼，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害也。”[40]汉月不仅在世有来自临济宗人的猛烈抨击，身后更受到清世宗雍正的横加批驳。雍正亲撰长达八卷的《御制拣魔辨异录》，逐条批驳汉月与弘忍师徒，并勒令将汉月、弘忍书籍毁版，汉月一系僧徒削去支派，禁止传播。

通观晚明佛教复兴，法嗣未详尊宿受到的排斥是明显的，紫柏等尊宿力求返回经典，在经教中寻求支持或保护实为环境所逼，不得不然。外在现实压力与内在心理压力相伴而生，互为因果，无时不在侵扰他们的心灵，返经明教成为寻求心理慰藉的必然选择。

无论是别树法幢，还是重修灯录，法嗣未详尊宿们的意图都没有获致预期效果。然而，也正因为法嗣未详，负担轻，气魄大，使他们敢于挑战时弊，大胆改革，激流勇进，九死一生，紫柏更是以“断发如断头”的悲愿致力于世法与出世法的拯救，兴利除弊，重振宗风，成为晚明佛教复兴的旗手与号角。

保证教义不谬与渊源有自是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特殊性在于，它在正常师承系统以外另立“以心传心”的法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经教言诠对禅僧而言，似乎不足于悟透“实相无相”的奥义，唯有“心”方能洞悉或契合“实相”。然而，“心”的超验性特质难免使对“心”的把捉上抹上神秘色彩，如何确保此“心”就是禅佛教之“心”，而非邪魔外道之“心”，尤为重要与紧迫。在这方面，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师资勘验，让已经悟法的宗师指导或验证弟子的禅悟境界，现身说法，历历分明，既保证修行的合法性，亦可藉此确立师承传法的正统与权威，还可避免陷入盲修、误修以致邪修歧途。但末法浇漓，“名师”难觅，“伪禅”、“盲禅”、“邪禅”在在皆是，师资无从保证。况且，如果师资本身有问题，一盲引众盲，影响尤为恶劣。第二，藉教悟宗，自参自悟，借助原典经教，强化参悟者对佛经圣典的依存关系，以此表明禅修其来有自，而省悟也符合禅法精义。憨山说“若不以教印心，终落邪魔外道”，正可作如是观。

智旭终身对紫柏敬重有加，在《紫柏尊者达大师像赞（二首）》中，盛赞紫柏“破尽流俗知见，豁开宗教眼睛。不是门庭设施，极力剿绝识情。契心印于觉范，救暗证之生盲。法道是重，一身为轻。试验圜中瞑目地，始知半偈已功成。此是紫柏老人，佛法不作人情。阐明性相宗旨，烁破盲禅眼睛。何必师资授受，自契佛祖心精。何必上堂说法，随处广度群生。堪使顽廉懦立，百世闻风若新。”[41]说紫柏“契心印于觉范”，显有“遥嗣”意味，但他又说，既然“自契佛祖心精”，又“何必师资授受”？实际上又否认了“遥嗣”论。

智旭在世时，曾当有人以“佛祖之道，必师资授受，方有的据；后者法嗣未详，终难取信”为据，向他发问，他起而辩护云：“今虽有师承，颠覆如来教诫者，何以异此？！汉之高祖，明之太祖，并起草莽，谁授之帝位乎？苟得其道，匹夫而竟开大统矣。今之乏师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42]显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在紫柏等法嗣未详尊宿圆寂后，围绕着他们法嗣传承问题，丛林依旧舌战不已，歧见纷争。智旭为紫柏辩护，也是保护自己。

这就是紫柏等法嗣未详尊宿极力抬高经典或力主文字禅运动的重要心理动机。这一情结构成了他们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无形压力。事实上，他们已经拓展出一条确立自己佛教史上合法性的新标准，一条极富实践色彩的护法、弘法道路。太虚早年喜读紫柏、憨山著作，他曾说：“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佛言‘唯度迷情，方顺佛心’，则正须以超世之身，转适群机，广行四摄，集大法众，结大法会，震大法雷，作大法事，捧佛日于虞渊，启人心之正信，……以故未可拘守沙门苾刍杜多苦行，唯幽闲清净端居之是安。古师圣天、圭峰、大慧、紫柏，近德松风、月照，斯堪法矣！”[43]对紫柏、憨山等大师以“超世之身，转适群机”，悲天悯人，扭转乾坤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从一定意义说，太虚一生兴利除弊，经世致用，和纵连横，继往开来，与紫柏等尊宿所为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太虚此说也道出了紫柏等法嗣未详尊宿反比晚明师承有自僧众影响更大、更远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