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老师是中国佛学院1956年创办以来最早的一批学僧之一，文革后佛学院复办又一直在校任教至今，您对佛学院的办学历史可以说非常熟悉的了，那么您能谈谈佛学院五十年来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针的制定过程吗？

    佛学院创办之初，当时的副院长周叔迦居士首先给我们学僧介绍了佛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针。宗旨是“热爱祖国，拥护和平，具足正信，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佛学院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开展教学工作，不料到1957年暑假开始，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佛学院停课时多，教学时少，办学宗旨无法执行。一直到1961年夏，上级领导来院整顿教学秩序，对佛学院在原办学宗旨补充“政治旨学兼授，佛学八宗并重，培养具有较深造诣的佛教知识分子”教学方针。对这一学宗旨和方针执行到63、64年间，因为“社教”、“四清”运动相继而来，给佛学院的教学带来冲击，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佛学院正式停办，办学宗旨、教学方针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分析一下这个办学宗旨和方针，“热爱祖国，拥护和平”是愛国，“具足正信，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以及“佛学八宗并重，培养具有较深造诣的佛教知识分子”是爱教。就是这样一个爱国爱教的办学宗旨、方针，在文革中竟然也成为批判的对象。
    文革后中国佛学院复办，重新提出了“学修并重，以学为主”的教学方针，这一方针经过几年执行之后，发现偏重于“学”，不利于佛教“修持”，就把方针的第二句“以学为主”删去了，只提“学修并重”。这样实践了几年以后，发现它虽然比以前有所改进，但仍不够理想。直至1992年1月，朴老在上海组织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经过大家反复商议，最后明确提出新的佛学院教学方针：“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这个方针是经过实践、修改、再实践的过程，逐步完善、建立起来的，可谓来之不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保证和体现了学修一体化的办学精神，为指导佛教办学、培养佛教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

2、您是1965年毕业的佛教史专业研究生，前后的学习时间长达9年，请您谈谈这个阶段的学习经历，好吗？

    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个人的学习经历也就是那个时代，乃至佛教教育状况的缩影。我是1956年上的本科班，由于57年暑假后各种运动不断，学院无法开展正常教学，我们本科班58年结业，一部分学僧返回地方，留校一部分上研究班。但是因为这时学院的办学宗旨已经被搁置不顾，偏离了办学方向，所以我们留校的学僧已经失去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不能静心学修。直到1961年夏学院整顿，恢复正常教学，院领导表示我们这个研究班实际上就是本科的继续。于六七月间举行本科毕业，发毕业证书。接着成立研究部，分设上座、中观、瑜伽、天台、教史五个组，专宗学习，分别辅导。当时各组的导师分别是：上座部佛教组叶均老师，中观组观空法师，瑜伽组正果法师，天台组周叔迦副院长兼，我在教史组学习，教史组的导师先是王恩洋教授，后来王回四川，就由虞愚教授指导。同时，又招了本科一班，到1963至1964年间，政治运动又开始了，有的同学被调到地方上参加“四清”，我被调到雍和宫帮助喇嘛们学习政治，一年后又调到佛协。研究部学制三年，1964年应该毕业，我的毕业论文、思想鉴定都已准备好了，毕业日期也定了下来。但后来突然宣布延期，一延就是一年，同65届本科生一起毕业。因此我也就成了1965年毕业的研究生，前后时间有9年之久。这也许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产物”吧！

3、从《四十周年校庆纪念册》上可以看到您们那个时代的学僧的不同侧面的劳动照片，请问您们当时参加劳动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参加过多方面的劳动，比如去徐水钢铁厂学习炼铁，参加大炼钢运动，修建十三陵水库，建造人民大会堂的地基，参加首都植树绿化活动，另外还有开垦校园内的耕地等。当时的劳动花费了很多时间，很辛苦，不过现在想起来，倒也有两个小故事值得一提。一个是我们佛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时，十三陵工作人员组织我们与空军某部比赛。要知道部队的人员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而我们佛学院的整体年龄偏大，在劳动力量上明显处于劣势。但经过我们七天的努力，比赛结果是我们获胜，广播表扬了几天，还由我作为佛学院代表在十三陵所有劳动单位领队、骨干大会上介绍经验。当然我们是精神获胜，因为我们参加劳动的思想觉悟、积极性高，整体出勤率高，再加上宗教界的特殊性，劳动热情和爱国爱教的情怀感人，所以我们得到了十三陵组织人员的认同，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嘉奖。可以说，这是成功的喜悦。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失败的教训了，它发生我们学院内的“耕作园地” 上（也就是现在的教学楼所在地）。那时候正刮“浮夸风、放卫星”，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教学楼那块地土质不好，石子石渣不少，我们就把它整个翻挖一遍，直达一米深，捡除石渣石子，用筛子筛土，然后平地保墒，种上小麦，下雪霜时还拿被单盖麦苗。我们就这样精心劳作，后来到了收成时，发现长的全是瘪谷，颗粒无收。一查原因，原来是麦苗种得太密，小麦根本就没有一粒饱满的……
今天谈起这些往事，不是否定劳动，而是希望我们同学正确认识这段历史，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珍惜今天的学习生活，发扬佛教优良传统。

4、您曾经亲近过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老一辈师长，作为后学，我们非常敬仰他们的高僧风范，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喜饶嘉措大师是藏传佛教高僧，是拉然巴格西，是中国佛学院第一任院长，戒律谨严，佛学广博，爱国爱教，深受景仰。1950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做出决定：“和平解放西藏”。大师闻迅表示赞成、拥护，随即亲自写信给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他在西藏地方政府任职的学生，并多次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呼吁他们认清形势，接受和平解放，走爱国的光明道路。大师种种爱国行动，博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赞扬他为“爱国老人”。只是他是藏族人，不通汉语，所以我们接触不多，每年春节去拜年，有重要活动他来学院参加。
    法尊法师是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后升第三位院长，精通藏文，译著颇丰，堪与古代译经大德媲美。举例说，他曾独力将奘师汉译的《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成藏文，并把《释量论》等因明著作从藏译汉。而且他还帮助政府部门做过不少藏汉互译的文字工作。他教课认真，教义娴熟。他在代理太虚大师管理汉藏教理院期间，认真负责，人称“法尊喇嘛”。据说有人曾问：老法师圆寂后是往生西方净土，还是兜率内院？他回答说：哪里也不去，转世还为佛教做贡献！可见他的菩提心愿。
    巨赞法师是佛学通家，法相、天台都不错，佛教史很熟悉，曾师欧阳竟无先生学过唯识。他懂英语、德语，尤以德语为佳，他在宝华山受戒时曾为一位德国人做过翻译。另外他还兼带研究气功、医学，在他圆寂后留下了不少医学书籍。他是佛学院领导，但没有给学僧们讲课。在佛教界，只有他与朴老二人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思想开朗，与徐特立、陈铭枢、柳亚子、田汉等社会各界名人多有交往。
    观空法师在武昌佛学院、西藏学习过，特别是在藏地住了二十多年，做过我国西藏日报编辑，深通藏文。在我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对于藏地所没有的汉语名词，他与几位藏语学者，做过创立词汇的贡献。他治学严谨，认真负责，他把圆测法师《解深密经疏》汉文散失的后六卷从藏文译汉补满，自己译好后，再三校对，但是还不放心，特请当时通达藏文的张克强先生看过核对一遍，结果是一字未改。但他还是精益求精，又专托吕澂先生表兄转送吕先生核对，也是一字未改，这才放心。观空法师为人本份老实，生活简朴，自律极严，在文革初期并没有人揭发检举他，但主动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因为右臂生长恶瘤而被截除住在广济寺。那时我在佛协工作，每天早上去上班，发现他基本上已经把院子里的卫生打扫好了。有一次他的腿摔伤了，朴老交待我安排二位年轻法师给他做侍者，但我无论怎么劝说，他连一个侍者都不要，而且后来连朴老提出由广济寺出家师父代为照顾他的伙食他也不接受。要知道老法师这是按照“出家惜福”的观点来修行，真正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明真法师文学功底深厚，写作非常好。文革前在佛学院教语文课，文革后学院复办带佛学课。他在文革前的工资待遇很高，每个月有一百几十元。但他自己生活朴素，都把钱分送给别人了。正果法师多次劝他留点积蓄，以备急需，但他还是一点不留。后来正果法师就把他的钱代存一部分，不经他手……。由此可以想见老法师这种无我精神非同一般。
    正果法师在汉藏教理院学习过，与法尊法师师生缘分深厚。法尊法师离开四川后就由他负责教理院所有事务。解放后他来京与法尊法师一起住在北海白塔班禅纪念堂。佛学院成立时他被聘为佛学讲师兼教务主任。法师生活简朴，做事负责，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在唯识、禅法方面尤有心得。他在教学上主张学修并重，以身作则。法师常常说“我在佛法在”、“身教胜于言教”。他写的发愿偈颂：“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弘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写照。

5.除了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高僧大德，当时在佛学院担任领导或任教的还有很多著名的在家居士、学者，如赵朴初、周叔迦、王恩洋、高观如、虞愚、林子青、叶均等，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周叔迦居士学问很好，一辈子研究佛学，对各宗各派都很熟悉，是佛学画家，倾向于天台、藏密。曾在北京大学兼带过佛学课，著作等身。他家境富有，在解放前自己出资在北京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过不少人才。解放初，当时出家人生活困难，他又拿钱办“大雄麻袋厂”，救济僧人。他还在收集佛教资料方面花了不少钱，请人把二十四史中所有与佛教相关的资料都摘抄下来……。他在佛学院既是院领导，又给学僧讲课，对我们影响很大，深受教益。另外，他在敦煌遗书校写订正的工作也做了不少，曾帮助北图王重民先生做这方面的工作。
    叶均居士曾在斯里兰卡留学十一年，他的巴利文和英文都很好，是汉藏教理院的学生。翻译的《清净道论》（60万字）是南传佛教的精华，另外译的《摄阿毗达磨异论》（一卷）是《清净道论》的提纲。我那时在佛协经手出版。他在佛学院教学多年，是上座部组的导师。
    王恩洋居士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曾师从欧阳竟无学习法相，记忆力很强，对儒学著作也非常熟悉。他笔头很快，一天能写五千字，是语体性文言，文章流利。他在三十岁不到时就当教授，离开南京后到四川南充办“龟山书房”聚众讲学。1942年到四川内江办“东方佛教院”讲学（后改名东方文教研究院），期间曾到武汉大学讲佛学概论，1956年研究部佛教史组当导师，62年经过批判斗争回四川，著作颇多，有《摄大乘论疏》、《因明入正理论释》、《人生哲学与佛学》等代表作。
    虞愚居士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曾在武昌佛学院学习过，也曾在支那内学院学习过。他也在桂林大学任过教，讲授因明学。厦大也请他当教授，他人在佛学院，厦大有事情再请他过去，聘请他为“终身名誉教授”。厦门市的门店招牌有一半是他写的。他在佛学院任佛教史组导师，62年运动时受到批判，文革后到社科院担当研究员，带学生教因明，后来在南方厦门去世。著作有《因明学》、《唯识学的知识论。诗集有《北沙路诗集》。
    赵朴初居士早期投身到和平事业，如：1925年召集学生罢课声援五卅运动，抗议日本纱厂老板枪杀工人；1937年日军侵略上衍绎时，时任上海佛教护国和平会秘书的赵朴老组织难民避难，并组织成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救济难民，与圆瑛老法师等一起，先后成立了几十个难民收容所，同时支援淞沪抗战，给新四军输送兵员。全国解放后，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制定《共同纲领》，83年6月出席全国政协第六届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文革前，由于左的思想，宗教受到压制，朴老尽力维持，保护佛教，文革后，朴老对佛教的贡献极大。如：79年开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确实佛教未来走向时，有人提出走日本道路，朴老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保持佛教传统，提出“僧象僧，庙象庙”的大致方针；改革开放后，落实宗教政策，许多寺院以前都被文物园林局占用，朴老向中央反映收回寺院，对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124所寺院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到现在还在执行的6号文件，就是根据朴老和丁光训所提出的口头书面修改意见，中央接受意见大力修改，使会议推迟半年如开。赵朴老的生活非常简朴，在外出时西装革履，讲究仪表，但家常着装时，衬衫都是非常破旧，都有补丁。他获得过多项奖项和名誉博士称号，受到不少奖金、礼金，但他都放在佛协开立的帐户，作为慈济活动使用金。他写的条子信封都是利用旧的物品再使用。国家按级别给他配车配房，他一概拒绝，外出时从来不用公务车（火车上外挂一列车厢），他本人及随员照常买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