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民心相通的文化纽带——“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对外传播与交流” 学术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

作者： 来源： 更新时间：2019年11月11日

隋唐佛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为辉煌一个时期。对我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了重新审视中国佛教，梳理佛教的传播历史，总结佛教的传播经验，规划与展望新时期佛教的传播途径。当今佛教更好地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其在“一带一路”进程中的文化纽带和促进民心相通的积极作用。2019年11月10日，由中国佛学院举办的主题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对外传播与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佛学院大礼堂成功举办。

 

此次研讨会为期一天，主要围绕隋唐佛教与日韩交流、隋唐佛教义学研究与丝路交流、隋唐佛教寺院制度与本土化发展、隋唐佛教对外交流与传播、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等五个议题展开。上午两场会议分别由浙江大学何欢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德美副研究员主持；下午三场会议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定源法师、杭州佛学院副院长慧观法师主持。

第一场 隋唐佛教与日韩交流

社科院杨曾文教授发表论文《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回顾和展望》

杨曾文教授指出，在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佛教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日本的佛教源自中国，与中国佛教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希望中国佛教要从中日交往史中汲取经验和营养，以利于在新时代发展中日友好交流，为两国合作发展，建立世代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做出贡献。

福建佛学院院长本性法师发表论文《由圆珍大师入唐之行看中日文化交流》

本性法师表示，十多个世纪以来，佛教在诸多高僧的努力下，由中国不断向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输入，造就了东亚汉传佛教文化圈。圆珍大师就是众多入唐求法中代表之一。圆珍大师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日交通史的重要参与者。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定源法师发表论文《日本新出〈唐禅智寺故大德法师崇俊塔铭〉考释》

定源法师表示，在日本，现存中国佛教文献的数量极为可观。中国佛教典籍既滋养了日本佛教，日本佛教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中国本士业已亡佚的文献。崇俊塔铭是现存于日本的中国佛教古逸文献之一。我们要充分利用域外佛教文献进行中国佛教研究，将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德美副研究员发表论文《从义寂〈梵网经菩萨戒本疏〉看中日韩佛教交流》

夏德美副研究员表示，义寂《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充分吸收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又增加了义寂个人的理解，成为独具特色的一种菩萨戒注疏，对韩国、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杭州佛学院副院长慧观法师发表论文《“所诠”表现的形成及其对外影响——以日语“所詮”表现的形成和确立为线索》

慧观法师强调，由于因明论典的译入，以及论证学的相应兴起，“所诠”也渐渐被赋予不同的定义，即表现出术语化的倾向。随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东传，“所诠”一词也被带到日本，进而在日语中生根发芽，逐步演化成为一个表示“无法超越一定范围”的副词。

第二场 隋唐佛教义学研究与丝路交流

北京大学李四龙教授发表论文《论元晓《法华宗要》与天台典籍传播》

李四龙教授提出，从元晓的《法华宗要》的框架与内容可以看出，智者大师的著作在那个时候的朝鲜半岛已经流行，但其里面的思想内容与智者大师的思想有所差别，融合了华严宗的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张文良教授发表论文《敦煌昙旷的〈大乘起信论〉注疏与中唐佛教》

张文良教授表示，昙旷早年学习《成唯识论》等唯识思想，后转向研习《大乘起信论》。在八世纪的唐代佛教界，有一批僧人虽然接受了玄奘“新译”唯识思想的影响，但其基本立场仍然是《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的“旧译”唯识思想。他们对《起信论》的理解与华严宗人如法藏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无论在心识问题还是在佛性问题上，皆秉持共同或相近的立场，从而在扬弃“新译”唯识基础上，完成向“旧译”唯识的回归。

浙江大学何欢欢教授发表论文《是谁弄错了“窥基”的名字？》

何欢欢教授强调，虽然国外学术界，尤其日本学术界对“窥基”这样一个名称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观点，然而“窥基”这一名称在中国佛教界已用了一千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沿用“窥基”这一名称。

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发表论文《西堂智藏大师生卒年考》

徐文明教授表示，西堂智藏为马祖道一最重要的门人之一，在中国禅宗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有不少新罗门人，法流东国，化及海外，对于中国禅宗的对外传播和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很大。智藏生卒年学术界尚有争论。智藏的生卒年应依唐技《碑铭》为准，其新罗门人慧彻之碑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值得重视。

上海佛学院妙洁法师发表论文《浅谈丝绸之路在隋唐佛教繁荣发展与传播交流中的意义》

妙洁法师强调，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思想的传播，对于中国佛教的繁荣与弘传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佛教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丝绸西去，佛法东来”，在这来、去之中，丝绸之路激发与见证了有志之僧永不磨灭的求法精神，照耀千古。

第三场 隋唐佛教寺院制度与本土化发展

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发表论文《隋代佛教寺院“三纲”的名称及其排序论考》

杨维中教授表示，隋代佛寺“三纲”应该是寺主、上座、都维那。隋代，寺主地位高于上座，“三纲”以寺主为首。隋代佛寺的“三纲”之末准确名称不易确定，“维那”并非专指、专名，所指宽泛。但是，应该肯定，当时朝廷及其僧界、佛寺是有办法来区分作为“三纲”之一的“维那”与一般意义上的“维那的”。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确知其限定词为何。

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教授发表论文《戒律重组与僧团共同体——以南山律为中心》

温金玉教授强调，中国律法最后以《四分律》立宗。佛教史上评《四分》创宗者道宣在律学上的主要成就，即在于他对《四分律》的开宗弘化，以及他生平力学、综揽诸部、会通大小以成一家之言的创见。他对于律学的整理其贡献在于戒律重组与僧团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道宣律师的学说风靡教界，以至从那时以来的中土律学家，差不多都将他的著述奉为圭臬。如《宋高僧传》说:“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为司南矣。”

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梵果法师发表论文《“会昌法难”对佛教本土化的影响》

梵果法师强调，会昌法难是佛教本土化的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一个缩影。对于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佛教不能自我沉醉于历史的传统中，坚持中国化方向是佛教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要有创新的理论引导信众，更要有自觉的精神，积极主动去迎接时代。

闽南佛学院教研室主任法缘法师发表论文《从敦煌系〈坛经〉写本看惠能南宗在唐至五代的传播》

法缘法师表示，从最早“敦煌祖本”的出现，加上同系列多个敦煌写本的出现可知，惠能南宗在其入灭后，传法区域就从南向北扩展发展了。这是因为惠能门下弟子在其圆寂后分散到各地弘化，使得惠能南宗于惠能圆寂后于民间各地流通盛行。最终，惠能南宗终于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法净法师发表论文《唐代禅院制度研究》

法净法师认为，禅僧在中唐怀海禅师之时彻底独立，结束了头陀行道与依附律寺而居的形式，建立了自宗的道场——丛林；创制了自宗的行仪规范——规约（清规）。禅居中的规制大都能在戒律中找到依据，或承袭或调整以适应中土习俗。

第四场 隋唐佛教对外交流与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发表论文《新罗元晓律学思想初探
——兼论〈梵网经〉在唐代的定型》